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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梁带村:隐藏了三千年的帝国秘史

2018年1月11日06时15分 来源: 玉器鉴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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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大墓群的梁带村,距韩城市6.5公里,是一个高居于黄河西岸高台上的小村子。2004年8月,盗墓分子盗掘的爆炸声,搅乱了村子的安宁,盗墓与反盗墓的斗争僵持了一年之久,梁带村地下藏有古墓群的秘密才被揭示出来。


据统计,这里共发现总面积330000平方米的墓葬群,1300余座古墓,64座车马坑,出土文物数万件。梁带村两周遗址以文物之多、等级之高、保存完好而入围“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神秘的墓主


在发掘的19号墓,位于墓葬区的中心位置,东距已经发掘完工的1号车马坑60米,西距26号墓8米,与同时开工的26号墓和尚未开工的27号墓形成组合排列关系,是一座规格较高的“甲”字形大墓。


据史书记载,梁带村所处位置商周时期属梁国领地。按照古人森严的丧葬礼仪制度,拥有“甲”字形墓道的墓主,起码应该是“大夫” 级以上的人物。那麽,这位梁国的“大夫”能是谁呢?


当时挖掘工作进行的较为顺利,直到深入地层7米,未见人为干扰的迹象。也就是说,在近三千年的时空交错中未被盗掘过。


叠压在墓葬上的地层共分3层:第一层是耕土层,厚0.15-0.20米;第二层为现代层,厚0.40-0.45厘米,土质结构较密,呈黄褐色,其中含有少量陶片;第三层是红土层,土质纯净,没有包含物。由于墓室中央出现塌洞,连带的椁室也发生了严重的塌陷,基本已被夯土和淤土填实。


但是,在穿越了上述三个土层所代表的时空与年代后,发掘人员在墓底的南、北二层台上,发现两具殉牲的骨架。殉牲体长85厘米,头骨牙齿紧扣,保存完好,但四肢散乱,似做挣扎状态,颈部有麻绳痕迹,推测当时所殉的应该是两只活狗。


椁室完全打开时,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的,是叹为观止的丰满与伴随而来的兴奋。眼前裸露的一切,无疑再现了当年下葬时的辉煌情景,其奢华与玲珑令在场的人们大大惊叹了一番。

在这个长4.7米,宽3.2米的椁室里,四壁装饰悬挂着大量组合清楚、摆放规整的珠宝串饰。其中有青铜鱼、红玛瑙组合;黑陶珠、红玛瑙珠与海贝的组合;青铜鱼与陶珠的组合;还有陶珠与宝石的组合。这种琳琅满目的情况,在已经发掘过的周代墓葬中从未出现过。而且,数量不菲的装饰物与随葬品遍及椁室和棺内,让人感到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

葬具是一椁两棺,外棺长2.43米、宽1.1米,棺顶和两侧板外均有红彩绘制的水波纹图案布匹印纹,推测当时棺外可能还有荒帷;内棺长2.23米、宽0.90米,因腐朽严重,所有木板均已无法看清。外棺顶板上盖有4件保存完好的“山”字形铜翣。

令人称奇的是,外棺的四周贴附(装饰)着10个带有双龙纹饰的镂空铜环,这样的造型和用途在周代墓葬中极为罕见。在棺椁之间的东、西两侧和正南方向,满满当当地地摆放着各种青铜礼器。大量的车马器、彩色漆箱饰件更是让人目不暇接……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墓中的墓主,身份很不一般。


起初,考古队员们都以为有了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一定会说出墓主的身份。可是,当4只青铜鼎和4个青铜簋一一出土后,却没有发现意料中的铭文。随后出土的2只青铜方壶,1个甗、盘、盉和盖盆也都毫无字迹,坚持不漏墓主的些许蛛丝马迹。


按照周朝的礼仪制度,拥有四鼎、四簋的墓主应该是诸侯王一级的显贵了,可是随葬的礼器上却为什么没有铭文呢?是墓主得罪了天子不许留名?还是后人不愿为其留名?疑问折磨者所有参加发掘的人们。


由于年代久远,内棺里,墓主的尸骨已腐朽的只剩下一个身体的印记。(有一张照片)经测量,其身高为1.67米,除了躯干较为笔直的印象外,因采集不到骨骼标本,年龄和性别完全无法判定。


在黄河中部地区,1.67米的身高给个男性似乎矮了点儿,但给女性又好像高了点儿。如果是南方人,这个高度也许不会惹人考究。但是在北方,在关中平原,墓主又是周人的后代,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谨慎考虑。这个拥有着诸侯待遇的“他”究竟是男还是女?“他”到底是诸侯王还是太子?

棺内的清理工作缓慢而精细,依照墓主留下的身形和覆盖在各部位的物品,考古人员一件件地分辨出其身体各部位佩戴的饰物:颈部戴有红玛瑙和玉管、玉牌饰组成的佩饰;耳边随葬的是玉玦;手臂、手腕与脚腕上均配有红玛瑙佩玉的珠串;双手握着专用的玉握;另外还佩带有瑗、牛首、蚕、鱼、觽、柄形器等佩饰。相随的玉器有:戈、方形牌饰、虎、鸟、 、蚕、泡等。


渐渐的,队员们都感到,这样大量的工艺精美、来自远方的玉器和配饰,已不大可能是一个诸侯王所拥有的,墓主一定有着更高的身份。


直到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盒子,人们的思路才对墓主的性别有了倾向性的看法。

这是一个由象牙制作的,十分罕见的刀盒。蹊跷的是,盒子里面是空的。为什么没有刀呢?一个诸侯王或太子,即便生前不冲锋陷阵,死后也一定会在棺木中随葬兵器。刀,既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威仪与权力,还是考古发现中判定男女性别的参照。


19号墓主身边珠玉满堂却没有一件兵器,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是个女人!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一代国君夫人。这个解释使棺盖上覆盖的4件铜翣,10个双龙纹饰镂空铜环,4鼎、4簋的礼遇规格,以及遍布全身的珠宝玉器,都找到了合理的对应。虽然尚有很多疑点未能解决,但是这个结论,已经令队员欢呼雀跃。有了国君夫人,离国王还远吗?!

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墓室中只留下插附着十只双龙纹饰铜环的四堵土墙和墓壁上深嵌的珠串,等待着文保人员的保护方案。

既是国君夫人为什么无名无姓?没有颂赞她的铭文、也没有主持葬礼人的记录呢?

后来,文保人员将几段镶嵌文物的土墙整体移走原样保护。于是,墓主头顶上方30多公分宽的那道土墙根部,露出了4件口沿上刻有铭文的青铜鬲,铭文记述了芮国太子作铸此鬲、并保子孙万代永远昌盛的祈福。

神秘的墓主竟然是一位芮国的国君夫人。

她怎麽会葬在梁国的领地上呢?


黄河滩上的千年悬案

芮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早在夏商之前,古史中就有关于“虞芮之争”的记载。据《史记·晋世家》注释,春秋早期,韩城为梁国所在,芮国之都居韩城之南约100公里的大荔县。这个说法延续了两千多年。


芮国是一个小国,在经历了多年征战之后,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抉择,以致将自己的国君夫人葬在了梁国的土地上?是因为梁芮两国通婚?芮国的公主嫁与了梁国?或是梁国的公主嫁给了芮国?……?能够找到的猜测和解释统统不合情理。


我国自汉代之始,帝王们对地下出土先秦时期青铜器一事就十分重视,将其看做祥瑞之气降临,并载入史册。


北宋年间(咸平三年),陕西同州(今大荔县)一位名叫汤善德的农民,在黄河滩上打鱼时,发现沙土中露出一件青铜宝器,便将其捡回来敬献给真宗。此事在当时曾轰动一时,并传为佳话。


这件出自黄河滩的青铜宝器,上面书有“太公缶” 的字样。后经考证,隶定为“芮公簠”。 “芮公簠”的图影先是被收入石刻图绘《皇佑三馆古器图》,后又被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收入中国第一部《考古图》中传世(至今)。到了清代,各类史集中收录的,带有“芮公”和“芮太子”铭文的芮国礼器已经多达26件,却均无出土地点。


黄河滩上最早出现的芮国礼器究竟来自哪里?谜底一时成为千古悬疑。

芮国的领地是不是真的在陕西省大荔县?梁带村19号夫人墓的发现曾经动摇专家们对史籍的完全信赖,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孤证。

梁带村建在黄河西岸的黄土高台上,与山西省的乡宁县、河津市、万荣县隔河相望。由于河道的变化,滚滚黄河水在这里会发生十年一次的倒岸现象,每当此时,断流一方的河道就会裸露出来,同时露出河道旁深深的冲沟。


当初,考古队在对梁带村周边考察时就发现,村北一条长约500米,最宽处30米的冲沟崖壁上有6座两周墓葬。而且,冲沟西侧已经勘探出相当密集的墓葬群。可以想见,这里曾经有较多的墓葬被河水冲走。


难道说,是黄河水充当了芮国青铜器的出土媒介?两千多年的冲刷与拍打能够将50余米的黄土高台冲出几百米的深沟,为什么不能冲开一、两座大墓,将墓中的器物带到远方呢?

这个猜测,把人们对26号大墓的期待推到了极致。


疑云再现


当26号大墓的发掘工作结束后。望着琳琅满目、奇异精美的一件件珍宝,人们在兴奋与激动中,了解了它们的出土经过。


如果说19号夫人墓,让考古人员经历了一次视觉的盛宴,26号夫人墓的“精美绝伦”便是一首亘古飘来的王者之曲。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都会为观赏到如此美妙的皇室古韵而流连、庆幸。


同为“甲”字形的26号夫人墓与19号夫人墓朝向一致,并排埋葬,相隔8米。墓道长26米,墓室长7米、宽5.8米。不同的是,在墓室与墓道的局部,发现有青灰色的泥浆土,并在相应的壁面上有涂抹过的光滑壁面。而且,二层台和墓道中没有遗物。

同样是一椁二棺的葬式;同样在外棺顶板上覆盖着4件“山”字形铜翣;周边同样贴附着10个双龙纹饰的镂空铜环;同样是墓室四壁挂满琳琅的珠串;同样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君夫人;礼器、车马器与陪葬物品的摆放完全一致。但是,26号夫人墓中的青铜器却是23件。不仅比19号夫人墓多出1鼎、1鬲、2簠、1盆,而且个个体量高大,较之19号夫人墓中的器物大出近三分之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仍然沿袭着周朝的礼仪,在天子、诸侯、大夫与士四级官宦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便是葬礼,也必须遵循严格的丧葬制度,陪葬品的规格、礼器的件数都有着严格规定。如果说礼器的件数体现了国君夫人的等级,但器物的大小却无法解释国君对该夫人宠爱有加的行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让两位国君夫人拥有的礼器个头相差这麽远?谜底或许就藏在墓中,或许伴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被永远地带走……


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5鼎、4簋的国之重器,体态高大,制作精美,最能反映我国春秋早期的冶炼水平;堪称标志性器物的方壶高50厘米,体形巨大,器形精美,上面饰满缠绕的龙纹;4只簋盖内侧均铸有“中(仲)姜作为恒公尊壶”的字样;铜盉高26 厘米,除柄、盖、流处分别铸有虎、龙造型外,两个侧面还用对称的龙首作为装饰,长长的龙舌夸张而传神,在两只龙角之间,一个简化的牛首将画面渲染的惟妙惟肖,是一件前所未见的艺术珍品……它们连同刻在鼎与方壶上面的铭文一起,成为确定墓地国别的重要旁证。

在外棺东侧,6件青铜“弄器”(手中把玩的铜器)的出土,将发掘人员的成就感推到了顶峰。这些“弄器”器型小、铸造精细。其中,短流匜、单耳罐和鍑均为国内首次面市。它们的造型和图案独树一帜,不仅反应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完美结合,也是墓主生前奢侈生活的真实写照。


死者佩戴的玉器和饰物遍及全身,这些玉器组合清楚,位置准确。计有面饰1组,颈饰四组,腕饰三组,握饰两组。仅左手玉握就由189颗玛瑙珠、16颗玉贝、16颗玉蚕、48颗玉龟、8颗玉珠和4颗玻璃珠编排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为复杂和奢华的两周时期玉握。

右手腕饰由1件方形牌、16颗玉蚕、 8颗玉龟、8颗玉贝、2件玉面兽和100颗玛瑙珠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细小的玉蚕上还巧夺天工地琢上了小米粒般的眼睛,且十分传神;玉龟身上绘有龙首细纹;这些具有有相当难度的加工工艺,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玉器制作水平,为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在组玉佩饰中,以七璜联珠和梯形牌饰最具代表性。也是陕西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其中,人龙合雕璜尤其值得称道,小玉人的发束每毫米竞有5根,并且根根互不交错,堪称西周中期高超琢玉工艺的代表性作品。


随葬的珠串饰物中,一串由38颗煤精石龟形珠、14颗煤精石圆珠和2件造型各异的龙形觽玉佩饰组成的煤精石串珠,排列巧妙,制作精良,格外引人瞩目。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把煤精石当作饰物,这个发现或许会成为明天的商人说服时尚人士的最好广告用语。

在出土玉器中,不同时期的玉器各领风骚。年代跨度最大的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其后是代表商代龙山文化的素面玉璧;西周的龙纹交尾玉璜和春秋时期的龙纹玉牌。它们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制玉工艺和文化,也标志着拥有它们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

大量稀有的和未曾面市的玉器陪葬品,如女立人、回首长尾凤鸟、双凤首花蕾玉佩等散放在墓主身边的单个玉器,不仅对研究商代至春秋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也成为早期断代的标准器物。它们,与青铜礼器的铭文,共同为两座墓葬的年代确认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


据此,专家们将19号、26号两座夫人墓的埋葬时间定为春秋早期。

两座保存完整,布局整齐、排列组合遵循着一定之规的芮国夫人墓,出现在史料中记载的梁国领地上,这的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随后的“中”字型大墓是不是葬着一代国君?人们的心里既期待,又矛盾。种种迹象表明,梁带村两周墓地应该是芮国的墓地。那麽,是史书中的记载如何解释?是年代有误?还是梁国与芮国之间有着人们不知道的隐情?

答案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在你面前跳来跳去,却抓不住摸不着。


国王与太子的秘密

承载着人们太多希望与期待的27号墓,是梁带村已发现墓葬中唯一的“中”字形大墓,与26号墓只相隔三米。在拥有的两条墓道中,南墓道长33米,北墓道长17米;墓室长度9米、宽7米;是三座大墓中形制最大的一座。


发掘工作进入墓室后就发现,当初的建造者为了扩大椁室面积,尽量压缩了四个二层台的宽度。因此,东、西两侧的二层台仅有30厘米。这个现象反应出建造者的仓促,其中应该隐藏着十分隐秘的原因。

椁室的22块顶板保存较好,外棺上覆盖着8件铜翣,荒帷已经朽尽,只留下些许的织物残迹。铜翣的数量告诉我们,墓主非一代君王莫属。


一椁二棺的形式,与外棺四周10件双龙镂空铜环虽与19、26号墓葬如出一辙,但椁室内部的装饰却大为壮观。除了四壁悬挂有各种珠宝串饰外,椁板的四壁也悬挂着玛瑙珠管与陶珠、贝壳组成的串饰。椁室里,木制的棺罩腐朽的只剩下一个框架,在这个东、西有5根方木,南、北6根方木组成的框架上,曾经挂满了各色珠串。

墓主的骨骸已经腐朽,只剩下一个仰身直肢的人体印痕。但是,金碧辉煌、庞杂奢侈的随葬品却大多风采依旧,保留着当年的雍容华贵。棺内,烁烁生辉的是各种金器、玉器和铁器;棺外,浩浩荡荡的随葬品摆满椁室。南区是数量庞大的车马器、漆木、漆箱饰件;东区是青铜礼器和10件套的乐器石磬;东北部的乐器区,摆放着成套的漆木建鼓、青铜编钟、錞于和钲;西区是各种青铜器具。


7鼑8簋、编钟、石磬、建鼓……,无疑是在昭示墓主及其特殊的身份。这套行头的确非天子莫属。按照它与前两座大墓的组合关系推测,此人应该是芮国的国君。

墓主身上的佩饰极其奢侈,躯干部分佩挂有金剑鞘、金环、金韘、金三角形牌饰、金龙、金泡等金器48件。玉器多为标志着身份等级的器物,其中有七璜联珠、玉圭(戈)、玉琮、玉璧和制作精美的玉佩等。尤其是挂在胸前的七璜联珠弥足珍贵。它是由7件商代与西周时期的玉璜、1件圆形龙纹玉佩和953颗玛瑙珠共同组成,在璜与璜之间用三排玛瑙珠连接,复原长度为105厘米……

丰富的随葬品无法一一赘述,单从材质上划分,便可分为金、玉、铜、漆、石、铁六大类;从功能上划分,也可分为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用具、装饰品六大类。可以说,在以往发掘过的春秋时期墓葬中,凡是出现过的器物, 27号大墓中都有相关的呼应。

7鼑8簋与26号墓葬中出土的5鼎4簋、19号墓葬中出土的4鼎4簋,再次印证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的器用制度(用鼎制度)。三座大墓中出土的带有“芮”字铭文的铜器,如 “芮太子”( 19号墓),“芮公”、“芮太子白”、“中(仲)姜作为恒公尊鼎” (26号墓), “芮公作为旅簋” (27号墓)等大量带有“芮”国铭文的铜器,皆说明了梁带村墓地为芮国墓地的事实。


这个结论既肯定了墓地的国属问题,也带出了更多的疑问。梁国的领地究竟划到那里?芮国的国都到底在哪儿?两周时期,梁芮两国的地望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找出结果,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三座大墓的铭文中,“太子”与“太子白”的出现频率最高。这说明,在三次葬礼的承办过程中,太子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细心的考古人员发现,26号和27号墓的铭文中,都是既有“公”,也有“太子”;而 19号墓的出土铭文里却只有“太子”没有“公”。这个细节是否可以解释为:当19号墓主下葬时,公(国君)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国王已经先于这位夫人而去。没有了丈夫的呵护,下葬的礼仪和标准虽然不减,礼器的尺寸却被克扣的事实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先前的疑问。幸运的26号墓国君夫人先国王而去,葬礼有国王督办,太子自然是不敢松懈。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那麽,隐藏在国王与太子之间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在进入墓室之初就发现,4个二层台的宽度被明显压缩了,意在扩大椁室的面积。为什么不在设计时就做好规划?仓促之中似乎暴露出太子的心不在焉。


按照《礼记》中“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的记载,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放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是,青铜礼器中存在的良莠现象,却令上述解释站不住脚。

在诸多礼器中,堪称国之重器的鼑和簋,设计精美,制作精良。蹊跷的是,同一批次,相同的工匠,制出的的器物却有粗、细之分。加之与19号墓葬相同,少量玉器有明显的改器形现象,太子的粗心与急躁便暴露无遗。


是政治原因分散了太子的精力?手足之间围绕王位的争夺?还是太子对国王的没有孝心?史书中没有相应的记载。


梁国与芮国

据《史记·秦本纪》注解记载,芮国在今天的陕西省大荔县一带,南距古少梁国20里(今距韩城100里)。芮国与梁国同属周人的后代,是唇齿相依的同宗古国。梁国为嬴姓,芮国为姬姓。


《都城记》说:“梁伯国,赢姓之后,与秦同祖,秦穆公二十二年灭之。”

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记,秦襄公秦仲,因与小叔赢康,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平王封赢康于夏阳梁山,建立梁国(也就是今天的韩城),子孙以国为氏。


今天,古少梁城的遗址尚在,这说明赢姓梁国确实在今天的韩城一带。按照这个说法,梁带村墓地应属梁国。但是,这里却从来没又发现过梁国的墓葬和带有铭文的梁国铜器。

考古资料证实,嬴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墓道向东;姬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皆一致朝南;墓道方向与嬴姓和姬姓的族属关系相当明确。梁带村出土的三座大墓,墓道口均为朝南,正与姬姓周人的墓道朝向契合。所以,梁带村墓地的国别绝不可能是嬴姓梁国。

“芮公”、“芮太子”、“芮太子白”,是梁带村三座大墓出土铭文的典型芮国标记,是梁带村墓地归属芮国的重要证据。《左传·桓公三年》关于春秋早期的文献记录,屡次出现“一代芮伯之母‘芮姜’的记述,证实了姬姓的芮国国君与姜姓通婚的事实。分析26号夫人墓的铭文”中(仲)姜作为恒公尊鼎“得出,”恒公“即”芮公“,”“中姜”即“芮姜”。如果此说不谬的话,26号夫人墓的墓主正是“芮姜”; 27号墓的墓主“芮公”就是“芮桓公”。 三座有着组合关系大墓为芮国一代国君“芮桓公”和两位夫人的异穴合葬墓。

但是,芮国有事实与铭文作证,梁国有旧城遗址和史书作证。《括地志》中,关于“南芮乡故城”与“北芮城”的记述,给僵持不下的梁国和芮国照进了一线希望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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